在IT信息化行业有一个著名的索洛悖论。
索洛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又称“生产率悖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查斯曼(Strassman)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调查了292个企业，吃惊的是这些企业的IT投资和投资回报率(ROI)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虽然上了那么多的系统，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但是索洛认为查斯曼的发现仅仅是表象，长远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1987年，索洛因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
如今，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下，索洛悖论确实普遍存在。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先驱是GE，GE花了很大的价钱搞 Predix，成为工业互联网的标杆，但最后还是以较低的价格被卖。
在会展领域，线上展、虚拟会搞了很多，对于相当一部分主办方而言，劳神费力，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投资回报率。
其他的例子就很多了。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索洛悖论的迷思Myth究竟是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观察，我们不妨分析产生索洛悖论的原因。
第一，一种技术要产生效益，本质上是需要转变思维范式。
由于技术的变迁早就已经把人们不自觉地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人们却还是在以上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问题。组织架构也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构，导致新的时代与上一个时代的逻辑完全不同，基于上一时代的观念所形成的预期在现实中会屡屡落空，失落和不确定性便浮现出来。
所以，发展要以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科学要发生突破，不能再以传统的方法方式来做研究。这就是托马斯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核心主旨——对于经济和财富增长而言，其本质就是范式的转变，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的结构。
范式（paradigm）就是指在某一学科或领域内的一种哲学理论框架，它由理念（或思考模式）及其指导下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与标准组成。简言之，“范式=理念+方法”。
所以，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上系统，而是文化和理念、组织和团队、技能和技术、业务和模式的重构。所以当年的IT和数字化转型的咨询领域提出的顶层架构需要企业满足各个维度的转型，光有其中一项是不行的。
1881年，晚清曾经修了一条铁路用于运煤，但是由于落后的生产关联和文化，在这条铁路上的火车不是用火车头来牵引，而是用骡、马来牵引，史称马拉火车，这条铁路又被戏称“马车铁路”。这个马拉铁路就是完美的解释了索洛悖论的表象以及背后的制度文化原因的很好的例子。
第二，一种技术要产生效益，本质上不是单一技术，也不是纯技术，而是利益格局。
随着ICT和数字化的发展，很多技术已经产生了融合。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电信技术这样比较单一的且高效能发挥通信需求技术（如电报、电话、移动通信）。
所谓的营销技术其实是一个技术集群，技术组合。而AI技术也不是一种技术的称呼，也是很多种技术的集群，所以AI技术在高德纳的技术成熟度曲线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兴起和破灭了很多次，就是因为每个时期代表性的AI技术的种类和形态都不一样。
所以，技术要发挥作用，本质上是一组技术协同发挥作用。在会展领域，企业数字化需要营销技术、活动技术、销售管理技术、运营管理技术、客服管理技术、社群管理技术、会员管理技术等等各类技术的组合，而这些技术的组合又与组织结构也业务形态有关。因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往往会分解成多个数字化转型目标，而且，这些目标还具有不确定性和成长性。而每个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实现或变化都会转化为一个或多个数字化项目集群。
在上述背景下，由于这些项目往往存在复杂的依赖关系，孤立地管理其中任何单个项目而忽略与之关联的其他项目都很难取得组织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成功。高德纳公司在2021年的实践报告中呼吁企业采用项目集群的方法来开展数字化转型。
因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很难通过单一的数字化项目来实现，而必须统筹协调管理多个数字化相关项目，如“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施项目”“员工的数字化技能培训项目”，以及不同业务流程或环节的数字化项目。据悉，美的用了近10年的时间投入120多亿元进行全集团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会展企业而言，每年投入十数万元，坚持10年其实相对于企业的整体营收而言并不贵。
正是因为数字化的复杂性，数字化项目也不同于传统的IT项目，因为IT项目经理往往都是由IT背景的技术人员担任。而在数字化项目中，涉及对业务的数字化变革和重塑，所以技术和业务往往并重。在很会展集团的数字化实施过程中，分子项目公司的业务人员的参与度和配合度将直接决定该项目的成败。所以很多大型集团在每个数字化项目中往往会设立两个项目经理，分别是技术项目经理和业务项目经理，两人协作完成数字化项目的目标和任务。
业务人员不参与数字化往往在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因为数字化的前提是人的变革，如果不摒弃此前的卡位、利益格局，数字化难以实行，因为数字化不是技术问题，本质还是文化，也是政治问题。
第三，一种技术要产生效益，需要借助协作网络的形成。
经济效要益，还是要有规模。基础路网之中有太多的断头路，没有联网就不能大会网路的外部效应和网络的规模效应。
因此，一种技术要产生效益，需要借助协作网络的形成。
如何连接、与谁连接比数量更重要。
孤立的数据和用户不如连接在一起的用户。数字化的核心是用户连接方式的变革，而不是用户数量的量变。
GE的Predix看起来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整体水平还不普及，工业互联网还没有与企业之外的供应商、产业链进行组网、联网，因此没有网络协同、内外协同。
技术有内外协同，有外部的驱动，更有企业面临变革的内部驱动的内因。
因此，在索洛之后，罗默（Paul Romer）博士因提出“内生增长理论”（技术是一个内生变量）而荣获201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
看来，捣糨糊的诺奖经济学评选规则也是真可笑（哪里需要哪里装），技术的外部和内部效应，怎么解释都可以得诺奖。
再看看索洛悖论。
其实，罗伯特·索洛在研究企业信息化的前提条件和假设就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这些企业的平均发展水平，当时的IT信息化的行业平均水平和标杆。如何定义IT对企业的增长贡献率（比如，是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多的收入，是效率还是效益等等）？在80年代，计算机还不普及的年代，这些概念都还不成熟，因此，得出索罗悖论是可以理解的。
数字化已不是一个新概念。
数字技术开创数字蓝海。在考虑并购时，以往，往往习惯根据展会的面积和人数规模来确定何时介入。现在和未来，在评估交易影响时，需考虑会展公司的数据资产。而收购价格也是个信号。
黔驴技穷，说的是驴无用，其实本质上是人，是人没有用好用足这么好的驴，驴可以被观赏、拉磨、拉车、耕地、做阿胶、驴肉火烧——驴了个驴——驴一身都是宝！